亚洲的改革三角

(文/马凯硕)亚洲将进入历史性的有利时机。三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都由强大、有活力的改革派领导人主导。事实上,中国的习近平、印度的莫迪和印尼的佐科，有望跻身各自国家最伟大现代领导人的行列。

毛泽东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邓小平主导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崛起。习近平想要和毛邓看齐，就必须建立一个以法则为基础的现代中国，而这首先需要清除腐败的“大老虎”。

多年来，腐败成风已成为中国的顽疾，党地方领导人和国有企业负责人，利用巨大的特权和权威敛聚个人财富。这严重损害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也妨碍了驱动中国经济迈入高收入行列所需的市场竞争。

到目前为止，习近平似乎有能力应对这一挑战。他大胆地把目标对准了此前被认为“碰不得”的大人物，如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

但与腐败的长期斗争不能光靠习近平，只有建立强大的制度来维护和强化法制——在习近平退位之后可以持续下去——才能赢得这场斗争。

如果习近平选择建立这样的制度，他有强大的法律传统可以援引。正如美国前驻华大使骆家辉在今年初的演讲所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有长远的历史根源。事实上，在公元前四世纪，政治家、改革家商鞅就说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沿袭这一传统，习近平可以建立强大和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制度。如果他这么做——认识到要具备公信力，即使党内最有影响力的人，也必须受到法制的约束——他就能成为现代中国第三强势的领导人。

在印度，圣雄甘地重新唤醒了受殖民主义重创的国家精神，尼赫鲁则确立了印度的民主政治文化。如今莫迪必须为印度崛起成为全球经济强国奠定基础。

复制2004年到2012年间，他主政古吉拉特邦每年经济增长10%的成绩，显然将提振印度的发展前景和全球地位。但以可持续方式实现如此高的增长率，需要全面，有时甚至是痛苦的改革；如取消纯属浪费的补贴，特别是能源补贴，以便把资源用在增加医疗支出等。其他当务之急包括削减预算赤字、取消内部贸易壁垒及鼓励私人投资。

要赢得实施这些改革所需的支持，同时不破坏政治稳定或社会团结，莫迪必须证明他是一个包容的领导人，能够与不属于他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圈子的印度人合作，包括1500多万名印度穆斯林。如果他能够胜任，他将和习近平一样，成为国家的下一个具代表性领导人。

在印尼，到目前为止影响力最大的两位领导人是苏卡诺和苏哈多。苏卡诺用他的雄辩，把这个世界上最多元化的国家之一凝聚起来。而推翻苏卡诺的苏哈多，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经济基础，让数以百万计的印尼人脱离贫困。

佐科出身卑微却攀上了权力高峰，并一直维持“人民之子”的形象，和务实与诚信的声誉。佐科在治理上长期以来有优异的表现。在担任梭罗市长期间，他实施了一系列有效政策（如翻新市场、整顿贫民窟和削减官僚繁文缛节）；担任雅加达特区首长期间亦然（增加了医疗和教育的普及程度）。

但在全国复制这一成功决非易事。将在10月上任的佐科，必须采取措施解决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不可持续的燃料补贴、根深蒂固的贪污腐败、基础设施不足和过于严格的劳动法——与此同时还要重新建立对印尼制度的信任。

让佐科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的，是他的执政联盟只占印尼议会约三分之一的议席，其余议员则忠于他在总统选举中的对手普拉博沃的阵营。因此，在实行新的治国风格时，比如按能力任命内阁成员，佐科必须谨慎行事，避免让长期从把持权力中获益的政治和商界精英，对他产生敌意。

简言之，如果佐科要在构建印尼所需要的制度上取得共识，就必须超越政治分歧。在这方面，墨西哥总统涅托跨越党派的“墨西哥协定”可以作为参考。

幸运的是，佐科拥有独立于党派和宗教政治的声誉，并且善于同人们沟通。而他原为政界局外人，在引导印尼走向更繁荣、更团结的未来上，可说处于独特地位——这也可能让他成为印尼伟大领导人之一。

中国、印度和印尼都处于跨出重要前进步伐的有利位置。习近平、莫迪和佐科致力于他们应做之事，将为各自国家、亚洲和全球秩序带来迅速、影响深远的进展。

马凯硕，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