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德国在创新上比美国占优

（文/Dan Breznitz）当读到这个标题，你首先会想到的可能是，在创新和发展方面最成功的国家究竟是美国还是中国。事实是：德国轻松获胜。

德国在许多领域的创新上都做得更为出色，比如可持续能源系统、分子生物技术、激光及实验软件工程。事实上，美国政府已经鼓励德国实用科学智库弗劳恩霍夫协会在美国建立不少于七所研究院，这也是向德国学习高效创新所做的努力之一。

的确，美国在发明方面做得很好。美国拥有全球最精巧的系统，为各种激进的想法提供融资，从谷歌（Google）、脸书（Facebook）到推特（Twitter），都取得了显著成果。然而，多次反复研究都显示，美国比其他国家在激进式创新方面更强的说法只不过是童话。德国在大多数尖端科技方面都与美国不相上下。

更重要的是，德国在将创新技术适用于工业生产并在商业领域推广方面做得更好。许多德国式创新是在旧的产品和加工过程中运用新的想法和功能，或者将不景气的产业与充满朝气的产业中的某些元素进行重组。

    德国的创新形式也解释了它在制造业方面的超凡实力。比如，许多我们每天都会购买的中国产品—即使不是大部分，都是由德国制造的机器生产出来的，而知道这些机器的公司也取得了兴旺发展。

这也解释了为何德国的工业基础不像美国那样遭到严重摧毁。德国在提高居民实际收入的同时，也保持了就业增长和生产效率提高。2010年，德国制造业雇佣了占全国总数22%的员工，为当年GDP贡献了21% ，即使德国的工资和福利比美国高66%。实质上是：德国制造业对就业增长和实际收入增长贡献显著。

相反，在美国，越来越少的人从事中产阶级制造业工作。2010年，仅有11%的劳动力供职于制造业，制造业对GDP的贡献率仅为13%。不平衡还在加剧，美国国际收支平衡状况也在逐渐恶化。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德国认为创新会带来生产效率广泛提高，这种提高并不仅限于当下的高科技产业。因此，德国不仅着力于新产业扩展，同时也在现有产业中注入新的想法和技术。比如，让我们看看一辆新宝马汽车在多大程度基于信息和通讯技术创新，以及有多少德国顶尖的软件工程师为梅赛德斯·奔驰工作。相反，美国正在任由旧产业衰败而不是运用新技术和创新使其复苏。因此，我们没有健康且有凝聚力的产业；我们只有孤立的发射井。一位在美国攻读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博士生从未想过去汽车产业谋求工作—或者说，其他制造业相关领域。

德国拥有公共研究院系统，它们帮助企业重组和想法改进。换句话说，创新并不止于发明。部分由德国政府支持的弗劳恩霍夫研究院用新奇的方式将激进的想法投入市场。他们缩短了研究与中小企业日常工作之间的距离。贝尔实验室过去就在美国为通讯业做类似工作，但弗劳恩霍夫研究院涉及更广，几乎包含德国全部工业领域。

德国劳动力接受持续性培训，使他们能够以最多样化和最有创造力的方式使用最尖端的创新成果，来生产并改进产品和服务。消费者也愿意为这些产品和服务支付更高价格。如果你希望在预算范围内在你的厨房和车库里使用最好的产品，那么德国产品比如米勒、博世、宝马和奥迪将会占多大空间呢？

德国积极地整合这些因素，并在它们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德国人创新的目的是增强劳动者技能并提高生产效率；而美国注重于提供技术以减少甚至消除雇工，他们只追求薪水，令人讨厌。德国的创新为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工人提供良好就业机会；而美国的创新，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提供在亚马逊服务中心和苹果商店的工作机会。

这是美国重新调整创新体制的关键时刻。美国人必须认识到，创新的目的不是提供广受欢迎的互联网服务，而是保持生产效率提高和就业增长，以保证实际收入的增长。我们需要推行新政策，以使美国式创新取得规模性增长，并且这是在美国土地上，由美国工人创造。尖端发明如何从实验室传导至市场，在这方面我们也必须有所转变。这一转变可以由一些公立-私人研究院协助进行，就像弗劳恩霍夫中心对德国所做的那样。我们要把技能训练作为一项终生事业，不同教育程度的工人都应该学会如何使用新技术来提高生产效率。

经济增长并不一定与科技进步同时发生。只有将建立完整创新周期作为目标的政策才会取得经济增长上的成功，并提高居民福利。德国人能做到的，一个受到良好训练和合理激励的美国人同样也能做到。